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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亚洲—— 努力让中国的影视剧创作走向巅峰
  发布时间:2015-09-15 浏览次数:1318

黄亚洲,诗人,影视剧作家。1949年8月出生于浙江省杭州市西子湖畔一个小知识分子家庭。“文革”期间曾在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政治部先后担任青年干事、宣传干事,后被安排在浙江省桐乡县濮院丝厂政治处当宣传干事,其间仍坚持诗歌创作,并开始小说、剧本创作。“文革”结束后,于1983年考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于干部专修科。1985年6月,他拿着大专文凭直接调到嘉兴市,担任文学刊物《烟雨楼》的主编,并任嘉兴市作家协会主席、嘉兴市文联副主席,被选为嘉兴市首届人大代表。

1989年底,黄亚洲调回杭州工作,在浙江省作家协会担任办公室主任。1992年1月,他当选为浙江省作家协会副主席,被评为一级编剧职称;1994年3月,成为第八届全国人大代表;1995年调任浙江省文联,任副主席和书记处书记;1997年调回浙江省作协担任党组书记,2001年兼任第六届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2002年兼任浙江省作家协会主席,同年被选为中共十六大代表。

2013年4月退休后被聘为浙江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任浙江省作家协会名誉主席。1992年获“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人才”荣誉称号。

黄亚洲现兼任中国电影文学学会副会长、中国作家协会影视委员会副主任、《诗刊》编委、中国诗歌学会常务理事、中国游记名家联盟主席、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理事、中国邓小平研究会名誉理事。

 

一、文学人生

黄亚洲的父亲读过初中,钟情于文学,曾与人组织过文学社,也在小报上发表过数篇“豆腐干”大小的文章。母亲是一名小学教师。也许就是这样的家庭氛围,以及小学校就在风光如画的西湖边上,文学创作的灵气在少年黄亚洲身上就悄悄弥漫了。小学六年级时,他写的第一篇引起学校重视的作文是《美丽的西湖》,语文老师将他的作文用蜡纸油印出来,发给全年级的同学作范文讲评,自那以后,他的文学兴趣便更浓郁。上中学时,他利用参加学校图书馆的“图书馆借书员”队伍,一本接一本地大量“啃书”,还在学生下乡劳动时自编、自演了一个滑稽小品《王半仙》,这次引起轰动的演出让他获得了一个同名外号。正当他顺利升入高中部学习并且心中萌动种种文学理想时,遇上了“文革”和随之而来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1970年6月,他到浙江省嘉兴地区安吉县南湖林场——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三师第九团,当上了一名不穿军装的“兵团战士”。在兵团的首年,他就在嘉兴地区的报纸“浙北报”上正式发表了他的第一首诗歌,随着以自己踏实的工作作风,赢得了同事和领导的好评,从连队上调到师政治部,先后在组织科担任青年干事、在宣传科担任宣传干事。这一阶段也是他潜心学习诗歌的时期,并且接连在全国性文学刊物《解放军文艺》上发表诗作。

1975年9月,随着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的撤销,黄亚洲被安排在浙江省桐乡县濮院丝厂任宣传干事。这期间黄亚洲一边继续写作、发表诗歌,一边开始了短剧、短篇小说的创作。他的第一篇短篇小说是向上海的《儿童时代》杂志的“征文启事”投稿,名为《河水与井水的故事》。该小说一发表,竟然先后获得中国福利会《儿童时代》杂志全国征文三等奖、浙江省首届优秀少儿文学作品奖,这一获奖激励了他继续写作小说的劲头,一连串短篇小说得以发表。紧接着,他和另外几名诗人合着的诗集《密密的小树林》,又获得了浙江省年度优秀文学作品奖。几乎同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又使黄亚洲迈上了影视创作的道路,他不太满意当时银幕上的千篇一律的“反特片”模式,决定根据自己在兵团时“涉及劳改单位管理”的一段人生经历,也写一部电影剧本。这个取名为《侦察员的爱》的电影文学剧本一下子就被时任嘉兴地区文化局副局长的着名剧作家顾锡东看中,顾锡东不仅要求将这个剧本刊登在嘉兴地区刚刚创办的文学杂志《南湖》上,而且亲自“拍板”将黄亚洲从基层丝厂调来嘉兴地区群艺馆,担任文学杂志的编辑,使得黄亚洲在1979年的11月正式步入了文化圈。之后,西安电影制片厂将他写下的第一个电影剧本易名为《R4之谜》,拍成了电影。

在《南湖》编辑部,黄亚洲一边当文学编辑,尽力扶植本地区的青年文学作者,一边也不放松自己的各文学门类的创作。他的电影剧本不断被各电影制片厂采用,而且第一个中篇小说也在安徽《清明》杂志发表,随即被《中篇小说选刊》选用。

1983年,黄亚洲进入杭州大学中文系就读干部专修科,期间不断有中短篇小说与诗作发表,电影作品也继续被搬上银幕。1985年6月毕业后到新设立的嘉兴市报到,受命筹办文学刊物《烟雨楼》并担任主编,兼任嘉兴市的首任作家协会主席,后又担任了嘉兴市文联副主席,被选为嘉兴市的首届人大代表。

在嘉兴市工作的5年中,黄亚洲除了办好文学杂志扶掖年轻创作队伍外,还以身兼省电影家协会副主席的身份,筹办省电影家协会的年会,推进本地区影视文学创作,并率先创作了建党题材的上下集电影剧本《开天辟地》。

1989年底,黄亚洲回到杭州工作,在浙江省作家协会担任办公室主任。后在担任省作协党组书记期间,于工作屡有创新,在全国率先推出旨在扩大文学创作影响的“作家节”品牌活动,连续举办了五届“浙江作家节”,在全国文学界造成广泛影响,还在工作实践中设计出“评选浙江青年文学之星”等活动,促使浙江青年文学梯队的迅速崛起。除了做好本职工作外,黄亚洲业余时间继续勤奋创作,出版多部长篇小说、诗集、散文集。各类作品曾先后获国家图书奖、鲁迅文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金鸡奖、华表奖、电视飞天奖、金鹰奖、百合奖、白玉兰奖、中国屈原诗歌奖、马鞍山李白诗歌奖,并在德国、美国、埃及等地获多个国际电影节奖项。

 

二、工作生活中的黄亚洲

1970年,21岁的黄亚洲高中毕业上山下乡,到了浙江生产建设兵团第九团。

一个洗得发白的军用挎包,软软搭在脑门的头发。这个形象,后来在作家李烈钧的文章中亦出现过。

浙兵三师政治部组织科六个人,科长,副科长,四个干事,每天围桌办公。五个是军人,只有他一个是便装。后来调到隔壁宣传科,也是六个人围桌坐,五个军人,加他一个。

所以,虽然没当过兵,但他的两位入党介绍人却都是现役军人。一个穿蓝裤子的现役空军,一个穿黄裤子的现役陆军。这就是当时“兵团”的特殊情况,还真是有点奇怪。

他是三师的笔杆子,“师部来的黄干事写东西快”,他也是小有名气的。

一听军号就上班,军号一吹就下班。而且,养成了习惯,不抽烟,不喝酒,不请客,不送礼,不跑任何领导家套近乎,有叫必到,不叫不到,做事一板一眼。

后来在浙江省作协书记兼主席的任上,他也是公私分明。当了11年的省作协党组书记,而且党组的分工他除了掌握全面工作外,还主管人事财务,但账目清清楚楚。离任审计,结论是“未发现问题”。他自己说:这是对我“当官”最好的褒奖词。

有意思的是,“处事干练”与“厚道”,同样,是熟人提到他几乎必提的词。

兵团养成的简单生活方式,放到复杂的社会里,也许会吃亏,也许未必。

 

主席台上,黄亚洲奋笔疾书。

都以为他是在做会议笔记,但这时候若凑过头去,会发现上面潦草地写了一段人物对话,也可能是一首诗或者半首诗。黄亚洲写诗的快捷,不挑环境,是出了名的。哪怕小板凳上,打印过的废纸背面翻过来,刷刷刷,就写上了。

有人说他是行吟诗人。他说:行吟诗人,我喜欢这个说法。还说:其实写诗的时候,一个人特别放松,因为这个时候,你表达的各种情绪,是最自由的、最靠近真实的,本质的东西。所以,我愿意成为一个“行吟”中的诗人。我要在这个过程中根据我的理解重新组合世界。我乐此不疲。

黄亚洲身上有多重标签。最重的一枚,大概是“主旋律”。

比如50万字的长篇小说《雷锋》,60万字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又比如与人合作的80余万字的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

他企图从中搜寻历史演进中的客观规律,寻找一种精神性的东西——儒家几千年来“文以载道”的思想和入世的观念,深刻地影响着这个男人。

为什么写长篇小说《雷锋》?黄亚洲说:“网上关于雷锋的争议很多,我就想说我自己了解的雷锋。我采访过雷锋的家乡,透过别人的嘴接触到他的童年、少年和青年。我也去营口,坐在他当年的战友中间,一群退伍的、话不多的老军人。这样一个22岁就牺牲的青年,从小是一个孤儿兼乞儿,从小就习惯于不怕苦,热忱地帮助人。他真实地在我们这片大地上生活过22年。

“要否定雷锋的人,并不在乎雷锋究竟是怎么样一个人,只是借这个话题否定另一些东西。没错,那个特定的时代强加在雷锋身上的东西肯定很多。但不能因为一些宣传上的问题,把那个年代一些人性美好的东西都一并否定。你应该把真实与浮尘剥离开来。”

“主旋律”这个词,背后有太多东西。今天说的主旋律,是狭义的,还是广义的、是那些全人类都信仰的精神性的东西?黄亚洲说:“我更认可的一种观点是‘文以载道’。”

他参与写长篇电视剧本《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与同名长篇小说,进行了大量的资料研究。确实,100个人心里有100个邓小平。但在一个个历史进程中,邓小平真实的想法是什么?又如何顽强而智慧地表达?邓小平有怎样的人生困顿与人性突围?

“我们这一代是跟着起伏跌宕的当代历史摸爬滚打过来的。到现在回过头来反思历史,觉得这个历史发展的进程,肯定有必然性的东西,一些被称作‘客观规律’的东西。作家的义不容辞的职责就是要作深入的解读。”

 

黄亚洲退休后,照旧忙,北京杭州两头跑。

在北京,每天去出版社“上班”,写作长篇小说《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出版社给他配了专司打字的编辑——他电脑打字太慢。他也习惯坐地铁,在地铁上坐着就看书,坐过站是常事。

在杭州,各种事要张罗,除了自己创作方面的事,比如诗集《男左女右》《狂风》刚出版,接下来又有两部散文集将推出;更多的是各种社会活动——古人范儿地在拱墅区办了个“黄亚洲书院”,在西湖区办了个“土默热红学研究中心”,做各类公益文化活动。还有各种朗诵会、研讨会、采风、讲座、义务为人家主编作品集、策划书画展览,诸如此类。他不会开车,经常是坐个公共汽车就去他的书院了。

为什么要当个“社会活动家”?他说:“那一定不知道我的座右铭‘轭行是福’吧?什么叫“轭行是福”呢?牛犁田不是必须要带一个枷吗?一个人,这辈子,拥有套着牛轭行走的人生,绝对不是倒霉,也不是累人,是一种福气。哪怕邀我去坐游艇,每天在沙滩上坐坐,吹吹风,不做任何其他事,一两天这样的生活我就厌烦了。干吗呢?人老是这样休闲你觉得有意思吗?我是文人,也只能写一点文字,争取让你有感悟。但我就愿意这样做。这是我的职责。我把一些独特的人生观察、我的审美经验,告诉你,传达给你,甚至传达给历史。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中国文人的责任。如果我的责任尽到了,我就感到幸福。部分责任尽到了,我就部分幸福。然后我就像牛一样倒下,一生不悔。皮还可以做你的鞋,束你的腰。”

也有人说,那么忙,那么多社会活动,干吗呀,难道对自己写作没有影响?对身体健康没有影响?黄亚洲说:“时间上确有影响。但是朋友们有文化需要,我作为杭州市的一名文化顾问,有这个义务。至于说到身体,自觉身体还行,小车不倒只管推,不是说了轭行是福嘛。”

以前在作协上班的时候,给他开车的司机说,书记在车上,这十多年,都是坐副驾驶席,也不怕不安全,说坐前面亮,不是看书就是埋头写东西。那就是书记的“办公室”。确实,他是习惯车上写作了,不然哪有这么多时间。车上震动的时候,就字写大一点,不震动,字就写小一点。

(郭琳:《黄亚洲君子坦荡荡》,《杭州日报》2014年6月19日)

 

业绩与荣誉

黄亚洲从1970年开始从事诗歌创作,20世纪80年代开始小说、影视剧创作。业已出版长篇小说、诗集、中短篇小说集、剧本集、报告文学集等文学专着30余部。其中,《日出东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2001年出版,获国家图书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与此同时,由他编剧的22集电视连续剧《日出东方》也荣获全国“五个一工程”电视奖。2005年5月,黄亚洲参加了中国作协组织的“重访长征路,讴歌新时代”活动,担任从遵义到四川这一征途的“第二团”团长,一路写下大量诗作;之后,又独自前往宁夏、甘肃一带沿长征路采访,一部结集为《行吟长征路》的诗集后由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引起很大反响,并荣获第四届鲁迅文学奖(2004—2006年)全国优秀诗歌奖。

2010年,黄亚洲创作了长篇小说《雷锋》。这是中国第一部描写雷锋形象的长篇小说,《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文艺报》《中华儿女》等报刊为此作了重点报道。黄亚洲也先后走进中国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中国美术学院等全国院校进行了一系列相关讲座,被中央电视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相继邀请参与专题节目,尽力传播正能量。2012年,长篇小说《雷锋》荣获了全国第十二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同年,黄亚洲创作的长篇小说《建党伟业》也获得了浙江省第十一届“五个一工程”图书奖。

在电影创作方面,黄亚洲创作的电影剧本先后有15部被搬上银幕。其中,上下集电影《开天辟地》获第十二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奖、特别奖;电影《红杜鹃白手套》《邓小平1928》获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电影《灯塔世家》获中国电影华表奖;儿童电影《落河镇的兄弟》获第十二届美国芝加哥国际儿童电影节“联合国宣言奖”、第20届德国法兰克福国际儿童电影节大奖、评委会奖、第5届开罗国际儿童电影节“铜开罗奖”;电影《上海1924》获第十届中美电影节最佳历史故事片奖;电影剧本《给你一颗豹子胆》获夏衍电影剧本奖。

电视剧本搬上荧屏的有《老房子新房子》《大男女小男女》《野姑娘茉莉花》《承诺》《张治中》《相煎上海滩》《上海沧桑》《淞沪风云》《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等计300余集,作品多次获中国电视剧飞天奖、金鹰奖、国家“五个一工程”奖等奖项。

戏剧剧本搬上舞台的有话剧《雷锋》,浙江话剧团演出。

1992年黄亚洲荣获浙江省委宣传部对有突出贡献者嘉奖。1998年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授予的“首届中国百佳电视艺术工作者”称号。1999年荣获浙江省政府授予的“浙江省第三届鲁迅文艺奖突出成就奖”。2001年获浙江省“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2008年荣获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授予的“全国优秀电视剧编剧”称号。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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