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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济英——甘心为文博事业“打杂”半个世纪
  发布时间:2015-09-08 浏览次数:1200

汪济英,1928年1月出生,浙江开化人。1949年5月入伍,1953年10月转入地方工作,被分配到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他长期师事沙孟海、郦承铨、朱家济诸先生。历任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和浙江省博物馆干事、历史组副组长、陈列部主任、副馆长、常务副馆长。主要从事田野考古、文物保管、陈列展览等工作,着重研究浙江的地方史陈列。汪济英是文物鉴定委员会的资深委员,尤其擅长对书画作品和浙江青瓷的鉴定。1994年1月离休后,仍任浙江省文物鉴定委员会副主任、杭州民进书画院名誉院长、浙江省越国文究会会长、中国博物馆学会理事、浙江省博物馆古书画鉴定家。

 

一、从军人到文博研究者

1928年1月,汪济英出生于浙江开化马金徐塘村一户普通人家。在家乡读完初中后,去安徽读高中。毕业时,恰逢解放军大部队路过安徽。1949年5月,汪济英正式入伍,后参加志愿军,在朝鲜战场荣立三等功。

1953年,汪济英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杭州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工作。年轻的汪济英初到文管会,感觉很不适应。不仅因为社会上认为文管会就是搞搞古董的养老单位,而且,文管会这个终日与古物打交道的机构,工作节奏很慢,一点都没有部队里的风风火火。

那一年,文管会挑了一批年轻人送到北京参加考古训练班,由郭沫若、夏鼐亲自授课。汪济英就是其中的一位。

从一个转业军人到文博研究者,汪济英说沙孟海等老先生对他影响至深。

汪济英被分在文管会调查组工作,沙孟海是组长,搞田野考古。当时文管会还有研究组,组长是朱家济先生;保管组,组长张任政先生是王国维的学生。还有图书资料室,组长是陈训慈,陈布雷的弟弟。这些先生当时50来岁,但对刚刚走进文管会的汪济英来说,都是大家、长辈。

沙孟海是汪济英的老师,比较严肃,汪济英有时不太敢亲近他。后来接触多了知道,其实沙老对年轻人很关心。汪济英刚到文管会时,很不安心,想调到其他单位。沙老就跟汪济英说:你到其他单位去,也需要知识,没知识不行。但你在这个单位,就能学到很多东西。

汪济英想想,也觉得沙老说得很对,就静下心来安心工作。当时汪济英很喜欢文字学,对书法也很有兴趣。沙老就建议他多看看甲骨文、金石方面的书,像《甲骨学商史编》等。

 

二、专心为文博事业“打杂”在文管会,野外考古是重点工作。

汪济英着手对良渚文化年代的探索,为良渚遗址的试掘采集了很多标本( 如黑陶、骨器等),并作了大量的野外考古调查笔记。1956 年5 月,他参加了德清焦山窑址的试掘和调查,发表了《德清窑调查散记》一文,得出德清窑的年代在东晋以后的结论,为“ 德清窑”概念最早提出的学术报告。1960 年,在《考古学报》第2 期发表了《吴兴钱山漾遗址第一、二次发掘报告》。1973 年,他又参加了河姆渡遗址最初的试掘工作,初步确认了该遗址文化层的内涵,并从出土陶器、骨器的形制判断出,这是一处过去未知的新石器时代重要遗址。由于工作频繁调动,后来他不得不退出随后河姆渡遗址的正式发掘工作,乃至放弃他后来的整个考古生涯。河姆渡试掘,成了他最后一个野外考古任务。

后来,书画保管组有同志调走了,书画没人管。领导想想,因为汪济英师从沙孟海、朱家济、郦承铨等大家,他对书画和鉴定也颇有研究,而且文言文、写诗、作词,样样在行,博物通史。早在国庆十周年时,文管会在中国美院做了个书画展,挑画、布展、文字说明,全是他做的。所以领导认为汪济英是最合适的人选,就把他调去了。汪济英痛苦了一番,渐渐地把自己的兴趣从考古转到书画上。

“ 文革”结束后,汪济英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历史组副组长。

1980年底,汪济英成为浙江省博物馆常务副馆长,主要负责馆藏文物的展览陈列工作。当时,博物馆是几个破庙组成的,面积很小,加上自然部,陈列面积只有1000多平方米,又那么零碎,条件实在很差。“还不如北方的大户人家”,国家文物局一位处长来视察时这样说,所以,陈列展览怎么做,他非常头痛。从打扫、搬橱柜、提展品,到展出、写文字说明,他全是一个人包办。

对于汪济英来说,他的人生,就是个不修边幅的多边形,他说:“我就是个打杂的。人的一生,从来不是一个圆。命运的转折,太多了。”命运的转折,体现在他“总是无法从一而终”的简历上,哪里需要他就调到哪里去,现在,人们甚至很难用惯常的称呼“某某家、某某学者”来定义这位老先生。因为师从沙孟海、朱家济、郦承铨等大家,他对书画和书画鉴定,颇有研究。文言文、诗词,又样样在行。博物通史,以至于后来,书画没人管,他上了;行政需要人,他去做;陈列室缺人手,他又顶上。评职称的时候,他这样自嘲地描述自己:“专注一门,我不如人;多方应对,人却不如我。”

他的人生有四个字——谦虚勤奋,他在文管会工作,非常用功、好学,很快就成为浙江文博线上的业务骨干;他的书法是跟沙孟海先生学的,写得非常好,他的书法功底,在工作之外挤时间练的,靠的是用功;1979年,文管会里做考古的人都去了新成立的文物考古研究所,几乎只剩下他一个人在博物馆里,他就凭着自己的真才实学,把博物馆事业做得很出色。

他的人生还有个特点—— 非常低调。他方方面面都喜欢学,也学得快,考古在行,研究陶器很厉害,书画又很强,对文物又有研究。但他对于自己的优势,常说:“ 学了个皮毛而已。”他既不加入书协,也不参加任何活动,几乎不太有人知道他。着作颇多,却他总是自谦地说: 一辈子没做什么大事情,宁愿回到60 年前,在文管会跟着沙孟海、朱家济等老先生学书法、学考古。

 

三、守着文物做学问

“ 文革”时期,什么东西都停了,也没人工作了。博物馆很多珍贵的东西,长期关在库房,比如镇馆之宝—— 黄公望《富春山居图》之《剩山卷》、《劫钵图》( 北宋大画家李公麟作品) 、清初六大家的作品、浙派画、西泠八家的作品。当时浙江省博物馆的书画藏品,在全国算是比较好的。有一段时间,他就呆在库房里值班,看房子。后来库房搬到文一路上一座孤零零的房子里,当时的文一路是郊区,晚上一个人值班,他觉得有点慌。因为考古、书画研究往往会联系到历代职官,他借值班这个机会,从单位里借出来一大摞《历代职官表》( 当时外面买不到这本书),抄里面的东西。这段经历对后来的他影响还是很大的。

1980 年末,汪济英接手浙江省博物馆,当时的博物馆条件并不好,主要是硬件设施差,面积很小,又分散得很零碎。所以,陈列展览怎么做,曾让汪济英非常头痛。因为场地条件有限,藏品都只能放柜子里,一个柜子放一幅画还行,瓶瓶罐罐的就放不下了。

20 世纪80 年代,胡乔木同志曾到浙江省博物馆视察。他说,浙江省博物馆处在杭州的西湖,却连西湖的历史都没反映,这算什么博物馆?这对汪济英他们来说压力很大。汪济英至今记得他做的最后一个展览是“杭州史迹陈列”,因为当时杭州出土的东西不多,这对他的压力很大,只好把新石器时代出土的东西,老和山遗址发掘的文物,以及春秋战国、秦汉,尤其是能反映西湖历史的文物,全都拿了出来,比如春秋战国的青铜器,汉墓出土的一些陶器等。那时,他就注意到了:博物馆是用实物与观众对话的,但实物,更需要历史之人物去烘托。观众来博物馆看展览,有猎奇心理,一方面想要了解过去,另一方面,他们希望了解人,比如于谦、岳飞。但因为那时表现手段有限,他没法做。

老人的家,仍是20世纪80年代分的一套老房子,白墙斑驳,正堂挂着一幅字,是沙孟海先生的书法——《石灰吟》。汪老说,他最佩服于谦,佩服于谦的气节。他说:这辈子,还是想做学问,孤零零也不要紧。

 

四、挥不去的“博物馆情结”

1994年1月汪济英离休后,依然被四方邀请,事务繁忙。

2004年4月19日,应衢州市文化局邀请,汪济英专程赴衢州与衢州博物馆柴福有馆长等共同对“衢州人文博物馆”的馆藏文物进行考察和鉴定,并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衢州人文博物馆”把衢州山水和人文底蕴有机结合,从建筑、藏品等方面真正体现了衢州的人文特色。它对于丰富衢州历史文化名城的内涵,提升衢州古城的城市品位,为衢州这一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增辉添彩,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

2005 年6 月4 日,衢州市博物馆与浙江省博物馆、浙江省电视台联合举办“ 盛世藏宝——2005 浙江民间收藏义务巡回鉴定”活动。汪济英和来自省文物鉴定委员会的委员劳伯敏、任世龙研究员等10 多位古钱、古画、铜器、陶器、杂项类鉴宝专家一起,在衢州市博物馆办公区二楼,现场为300 多名衢州市民收藏者免费鉴定了1 000余件民间收藏品。

( 参阅马黎:《汪济英:甘心为浙江文博事业“ 打杂”半个世纪》, 《钱江晚报》2013 年2 月1 日)

 

业绩与荣誉

汪济英着作颇多,如《良渚文化的回顾与探讨》《记五代吴越国另一官窑—— 浙江上虞县窑寺前窑址》《关于吴兴钱山漾遗址的发掘》《百越史研究中几个问题的辨析》《漫话马家浜文化的发现和命名》《浙越城址考略》《越史琐议》《沙孟海先生与考古学》等。

 

 

附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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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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